在那之後,我很少和香農或瑪麗說話,她們也很少和我說話,除了提醒我做分內的家務,而我從未做過。公寓在我看來挺好的。冰箱里有腐爛的桃子,水槽里有臟盤子,那又怎樣?一進門有一股異味撲面而來,那又怎樣?在我看來,只要臭味可以忍受,房子就算乾淨,我還把這種哲學延伸到我個人身上。除了每周洗一兩次澡,我從不用香皂,有時連洗澡時也不用。早上我從衛生間出來,徑直越過走廊的洗手池,而香農和瑪麗總是——一直——在那裡洗手。看到她們挑起眉毛的震驚表情,我想起了城裡外婆。真是小題大做,我暗想,我又不會尿在手上。
公寓里的氣氛很緊張。香農看著我,好像我是一條患了狂犬病的狗,而我並未採取什麼行動讓她放寬心。
我的銀行存款日漸減少。我一直擔心通不過課程考試,但開學一個月,在付了學費和房租、買了食物和書後,我開始考慮即使通過考試以後也不會回來上學了。原因顯而易見:我上不起。我上網查了申請獎學金的要求。學費全免需要近乎完美的GPA[GPA(Grade-PointAverage),平均分數。]。
學期雖然只過了一個月,但我也知道獲得獎學金簡直是天方夜譚。美國歷史課變得越來越容易,但只不過是我不再掛科而已。我的音樂理論成績還不錯,英語課卻很吃力。老師說我有寫作的才能,但我的語言出奇地拘謹和生硬。我沒有告訴她,我僅僅憑藉閱讀《聖經》、《摩門經》以及約瑟夫·史密斯和楊百翰的演講學會了閱讀和寫作。
然而,真正的麻煩來自西方文明課。對我來說,這門課一度是胡言亂語,可能是因為在一月的大部分時間裡,我都以為歐洲是一個國家,而不是一塊大陸,所以教授的話在我聽來幾乎講不通。「大屠殺」問題事件之後,我就不再問問題了。
儘管如此,我還是最喜歡這門課,因為凡妮莎。每次上課我們都坐在一起。我喜歡她,因為她似乎和我屬於同一摩門教派:她穿高領寬鬆的衣服,她還告訴我她從不喝可樂,星期天也從不做作業。她是大學裡我遇到的唯一一個看上去不是異教徒的人。
二月,教授宣布,他不再進行一次性的期中考試,而是每月一考,第一次考試將於接下來的一周進行。我不知道如何準備。這門課沒有教科書,只有畫冊和幾張古典音樂CD。我一邊聽音樂,一邊翻看畫冊。我費力地記憶畫家和作曲者,但我沒有記住名字的拼寫。大學入學考試是我參加過的唯一一次考試,全部是多項選擇題,所以我以為所有考試都是多項選擇題。
考試那天上午,教授讓每個人都拿出藍皮書。還沒等我弄明白藍皮書是什麼,大家都從包里拿出一本。動作一氣呵成,不約而同,像經過綵排一樣。我看上去像是舞台上唯一錯過綵排的舞者。我問凡妮莎有沒有備用的,她說有。我打開藍皮書,以為裡面都是選擇題,卻發現一片空白。[藍皮書考試(bluebookexam)是美國中學教育後常見的一種考試類型,通常包括一篇或多篇論文或簡答題。有時,老師會在考試之前給學生提供一份論文題目列表,然後選擇一個出題,或讓學生從兩個或兩個以上題目中自行選擇。]
百葉窗關上了;投影儀閃爍著,放映出一幅畫。我們有六十秒的時間寫出這幅作品的標題和藝術家全名。我的大腦只發出一陣沉悶的嗡嗡聲。一連幾個問題都是如此:我完全一動不動地坐著,根本不知從何作答。
屏幕上出現一幅卡拉瓦喬的作品——《朱迪思砍下霍洛芬斯的頭顱》。我盯著那幅畫,上面一個年輕的女孩平靜地將一把刺穿男人脖子的劍抽出,就像從乳酪里抽出繩子一樣。我和爸爸一起砍過雞頭,我抓著髒兮兮的雞腿,而爸爸舉起斧子,重重一下砍掉雞頭。接著我將雞抓得更緊,用盡所有力氣,而雞抽搐著死去,羽毛散落一地,血濺到我的牛仔褲上。想起那些雞,我暗自揣摩卡拉瓦喬畫中場景的合理性:砍掉別人腦袋時,人的臉上怎麼會有那種表情——那種無比平靜,事不關己的表情。
我知道這幅畫是卡拉瓦喬的作品,但我只記住了他的姓,甚至連姓我也不會拼寫。我確定標題是《朱迪思砍下某人的頭顱》,但即便是刀架在我的脖子後面,我也拼寫不出「霍洛芬斯」這個名字。
還剩三十秒。也許我只要在紙上寫點兒東西——管他什麼東西——就可以得分。所以我按照讀音寫上了「Carevajio」,但看上去不對勁。我記得有一個字母是雙寫,所以我把它劃掉,寫上「Carrevagio」[正確的拼寫是「Caravaggio」。]。還是不對。我又試了幾種不同的拼法,但一次比一次差。只剩二十秒了。
在我旁邊,凡妮莎還在不停地答題。當然了,她屬於這裡。她字跡整齊,我能清楚地看見她所寫的內容:米開朗基羅·梅里西·達·卡拉瓦喬。在名字旁邊,同樣漂亮的字跡寫著:《朱迪思砍下霍洛芬斯的頭顱》。還剩十秒。我抄下了答案,不過出於一種選擇性的誠信,我沒有寫卡拉瓦喬的全名,因為那樣就是作弊了。投影儀一閃,展示下一張幻燈片。
考試期間,我又偷瞥了幾次凡妮莎的答題紙,但是沒戲。我不能抄她的論文,可我又缺乏基本的知識和文體技巧,不知道如何撰寫自己的文章。在這種情況下,我一定是把想到的一切都寫下來了。我不記得考題是否要求我們評價《朱迪思砍下霍洛芬斯的頭顱》,但如果是的話,我肯定會寫下如下印象:女孩臉上的淡定與我殺雞的經歷不符。如果語言準確,這很可能是一個絕妙的答案——女人的平靜與作品的現實主義風格形成強烈反差。但我懷疑我的答案能否給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:「砍雞腦袋時,你不應該微笑,因為嘴裡可能會濺上鮮血和羽毛。」
考試結束了。百葉窗打開了。我走到室外,站在冬日的嚴寒中,凝望著瓦薩奇山脈的峰頂。我想留下。群山依舊陌生而險惡,但我想留下來。
我等了一個星期的考試結果,在此期間我兩次夢見肖恩,夢見我發現他躺在柏油路上生命垂危,夢見我把他翻過身,看見他的臉被鮮血染紅。我懸浮在對過去和未來的雙重恐懼中,我將這個夢寫進了日記。接下來我寫道: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小時候不被允許接受良好的教育。我沒有解釋為什麼這麼寫,就好像兩者之間的關聯顯而易見。
幾天後考試結果出來了。我沒有通過。
有一年冬天,那時候我還年幼,盧克在牧場上發現了一隻大角貓頭鷹。它幾乎凍僵了,昏迷不醒。它通體煙灰色,在兒時的我眼中,體型和我一般大。盧克將它帶回屋裡,我們驚嘆於它柔軟的羽毛和無情的利爪。我記得父親抱著它軟綿綿的身體,我撫摸著它那光滑如水的條紋羽毛。我知道,如果它是清醒的,我永遠無法如此靠近它。觸摸自然的生靈,是對它天性的違背。
它的羽毛被鮮血浸透了。一根刺扎穿了它的翅膀。「我不是獸醫,」母親說,「我只給人治病。」但她幫它拔掉了刺,清洗了傷口。爸爸說翅膀需要幾個星期才能恢復,而貓頭鷹在此之前會醒過來。如果它發現自己被困或被捕食者包圍,為了獲得自由,它會將自己拍打至死。他說,那是一種野性,可在野外那樣的傷口是致命的。
我們將貓頭鷹放在後門旁邊的油氈上,等它醒來時,我們讓母親離廚房遠點。母親說就算地獄冰封了,她也絕不會把廚房讓給一隻貓頭鷹,然後便大步走進廚房開始做早餐,弄得鍋碗瓢盆叮噹作響。貓頭鷹可憐地撲騰著,驚慌地用爪子抓門,拍打自己的腦袋。我們哭了,母親退了出去。兩小時後,爸爸用膠合板將一半廚房圍了起來。貓頭鷹在那裡休養了幾周。我們誘捕老鼠來餵養它,但有時它不肯吃,我們也沒有將死老鼠扔掉。死亡的氣味強烈而惡臭,像一拳打在腸子上,令人作嘔。
貓頭鷹變得焦躁不安。它開始拒絕進食,於是我們打開後門,將它放生了。它還沒有完全痊癒,但爸爸說,它和大山在一起比和我們在一起更好。它不屬於這裡,也不能教它屬於這裡。
我想找個人傾訴考試不及格的事,但不知為何,我不敢給泰勒打電話。可能是因為羞恥感,也可能是因為泰勒要當爸爸了。他在普渡大學結識了妻子斯蒂芬妮,兩人很快就結婚了。她對我們家一無所知。在我看來,他似乎更喜歡他的新生活——比起原來的家庭,他更喜歡新的家庭。
我給家裡打電話,是爸爸接的。母親正在接生孩子,現在她的偏頭痛好了,接生的活兒也越來越多。
「母親什麼時候回家?」我說。
「不知道,」爸爸說,「不妨問問上帝,因為上帝才是決定一切的人。」他笑了笑,然後問:「在學校還好吧?」
自從因為錄像機的事爸爸朝我大吼大叫後,我和他就再沒說過話。我能感覺到他試圖支持我,但我不能向他承認自己的失敗。我想告訴他一切都很順利,想像自己對他說:這裡的生活易如反掌。
「不太好,」我說,「我沒想到會這麼難。」
電話那頭一陣沉默,我想像父親嚴肅的表情變得僵硬。我等待著想像中他正醞釀的一擊,但只有一個平靜的聲音說:「會沒事的,寶貝。」
「不會的,」我說,「我拿不到獎學金。我甚至連考試都過不了。」我的聲音顫抖起來。
「沒有獎學金就沒有獎學金,」他說,「錢的方面也許我能幫上忙。我們會解決的。開心點兒,好嗎?」
「好。」我說。
「需要的話你就回家吧。」
我掛了電話,不太確定剛才聽到了什麼。我知道這不會持續下去,下一次我們說話的時候,一切都會不一樣,此刻的柔情將被遺忘,我們之間會再次上演無休止的鬥爭。但今晚他想幫我,這就夠了。
三月,西方文明課又進行了一次考試。這一次我做了記憶卡片。我花了好幾個小時記憶奇怪的拼寫,其中很多是法語(我現在知道法國是歐洲的一部分),比如雅克-路易·大衛和弗朗索瓦·布歇。雖然我不會發音,但我能將它們拼寫出來。
我的課堂筆記亂七八糟毫無意義,於是我問凡妮莎能否借她的筆記看看。她滿腹狐疑地看著我,有那麼一刻我想她是否已經注意到了我在考試中抄她的答案。她說筆記不能借我,但我們可以一起複習。於是下課後我隨她來到她的宿舍。我們盤腿坐在地板上,打開筆記擺在面前。
我試著辨認我的筆記,但句子不完整,雜亂無章。「別擔心你的筆記,」凡妮莎說,「它們沒有教材重要。」
「什麼教材?」我說。
「那本教科書啊。」凡妮莎說。她笑了,好像我在開玩笑。我很緊張,因為我沒有開玩笑。
「我沒有教材啊。」我說。
「你當然有!」她舉起那本厚厚的圖冊,我一直用它來記憶作品和藝術家的名字。
「哦,那個啊,」我說,「我看了看。」
「你看了看?你沒有讀過嗎?」
我盯著她。我不明白。這是一門關於音樂和美術的課程,我們有音樂CD聽,還有一本美術畫冊看。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讀美術書,就像不會去讀CD。
「我以為我們只需看看那些圖畫就行。」我的話聽上去很愚蠢。
「這麼說教學大綱指定閱讀第五十頁到第八十五頁,你不覺得得去讀點兒什麼嗎?」
「我看了那些畫。」我又答道。這些話第二次聽上去更糟糕了。
凡妮莎開始翻閱這本書,突然間它看上去像一本教科書了。
「那就是你的問題了,」她說,「你必須讀課本。」她說這話的時候,語氣輕快,略帶嘲諷,彷彿在經過其他所有事——經過「大屠殺」的玩笑和偷看她的試卷——之後,這個錯誤未免太過分,讓她不再想和我有什麼瓜葛。她說我該走了,她得學習下一科目了。我拿起筆記本便離開了。
「讀課本」被證明是極佳的建議。下一次考試我得了B,到了期末,我一直得A。這真是一個奇蹟,我只能這樣解釋。每天晚上我都學習到凌晨兩三點,相信這是為贏得上帝的支持不得不付出的代價。我的歷史課成績優異,英語比原來好多了,音樂理論學得最好。雖然不太可能獲得全額獎學金,但也許我可以拿到一半。
最後一堂西方文明課上,教授宣布說第一次考試中有太多同學不及格,他決定不將那次考試的成績計入總分。噗。我的不及格分數就這樣作廢了。我真想和凡妮莎擊掌慶祝,然後我才想起,她早就不和我坐在一起了。